說到收藏很多人的第一感覺就是難度高,入不了門,其實還是有很多的方法可尋的,下面是一篇關于囊中羞澀如果玩收藏的文章,感興趣的可以一起看看。
古玩藝術品收藏,幾乎被慣性地視為是財富階層行為,對于普通的工薪階層來說,收藏真的那么遙不可及嗎?其實不然,工薪階級照樣可以玩轉收藏,甚至成為收藏大家。就有這么一位工薪階級,以自己的微薄收入收藏青銅器1300余件,其中商周青銅器200余件,他就是我國著名的古文字學家,收藏家容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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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身于清末書香世家,容庚從小受到長輩的熏陶,舅父鄧爾雅是著名的書法篆刻家,從小跟隨舅父研習《說文古籀補》和《繆篆分韻》。
民國6年中學畢業后,留母校東皖中學任教,擔負文字學課,業余仍繼續學習篆刻與古文字。
民國8年撰《雕蟲小言》一篇近萬字,論述學篆、學篆與治印之關系、治印之方法及參考書籍等甚詳,以“容齋”之名刊于《小說月報》,是他最早發表的述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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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2年,容庚北上求學,路過天津,挾《金文編》稿本晉見著名的考古學家羅振玉,深得賞識。并介紹他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當研究生。
1926年,《金文編》書成,羅振玉、王國維、馬衡、沈兼士、鄧爾雅諸學者為之校訂并序。
《金文編》是繼《說文古籀補》之后在編纂體例和方法上有新突破的第一部金文大字典,由于它更加詳備和嚴謹,深得學術界的推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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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7年起,容庚兼任北平古物陳列所鑒定委員,因而有機會接觸故宮收藏銅器原物,手目摩挲,辨偽經驗日進。
對于青銅器的研究必然離不開出土文物,除了在故宮接觸到的古銅器,再就是私人所藏以及琉璃廠、隆福寺等處的文物市場了,容庚的個人收藏就是從琉璃廠起步的。
1928年4月28日,這一天對容庚來說,可謂極具紀念意義的一天容庚在日記中寫道:余向不入古玩鋪之門,以囊中羞澀,愛而不能得,徒系人思也。
正是這一天,他在尊古齋購得一昜兒鼎(價五十元),一三羊鏡、一得志璽、一宗婦簋,這就是容庚收藏青銅器的起始,并且從此一發不可收拾,成為隆福寺、海王村等地的常客。
當時的容庚只是一介學者,工資并不高,但在收購青銅器和相關書籍方面,他卻從不吝嗇,出手很是大方。為此,他生活極其節儉,每月除了拿出一半工資留作生活之用,其余的就全部用來收藏書籍、銅器和字畫等,憑借眼力和經營頭腦,以藏養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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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0年,山西有一大收藏家逝世,其后人擬把數百件古銅器整批出售,索價萬余大洋。
對容庚來說不啻為“天文數字”,于是他先籌借五千元作為訂金,等這批銅器運到北京后便召集同道選購,憑借賣出去的半數抵償價款,另一半則均為自己購藏。
關于自己的青銅器收藏經驗,容庚有一句廣為流傳的名言:
生財有大道,成名有捷徑。
工薪階層財力不足,靠的就是眼力,容庚擅長辨別銅器字畫的真偽,于是當別人看走眼時,他就以平價購入,再用10倍的價錢賣出。
人生有聚就有散,收藏亦是如此。深諳此理的容庚,很早就開始為自己的畢生所藏安排出路,他的藏品中,最早散出的是青銅彝器。
1956年,他向廣州博物館捐出銅器88件(套),其中最著名的就是“欒書缶”。還向華南師范學院捐贈了一批青銅器,包括著名的十年陳侯午敦,容庚前后共捐出近200件古銅器珍品。
1977年以后,容庚分三批將所藏青銅器及書畫字帖,捐贈給廣州博物館,后又將一萬多冊珍貴書籍。交付中山大學圖書館。
直到容庚病逝,他的家人還遵照他的遺愿,將他手中最后一批著作手稿、名人信札、金石拓片、古籍圖書等400多種,2000多件捐予廣東省中山圖書館。
容庚生平正直,見不平事敢怒敢言,故深為學者見重。1983年于廣州病逝,終年89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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